我想跟大家說三個故事。第一個故事。
美國柏克萊大學有做過一個實驗，將一大群大學生召集起來，三個三個分成一個小組，每個小組都放在個別房間，然後放一個題目，研究員就離開讓他們討論。
過了一些時候，研究員端著犒賞的餅干，想知道最後一片餅干的下場為何。幾乎毫無意外的，最後一塊多出來的餅干，都讓隨機所選出來的小組長給吃掉了。
這實驗結果的解讀有千百種。如果是對世界譬喻的話，是否在某層次來說，我自己和大家都是世界上被隨機所選出來的小組長！
如果是這樣的話，我們該如何定義我們的成功。反過來說，面對這世界上沒有辦法吃到餅干的小組員們，我們的態度甚至責任又在哪裡呢?
我很喜歡講這個實驗。因為我認為它非常貼切的描述我這23年的人生。
從小我覺得自己是一個餅干怪，每一個成就，是我的一個餅干，我很愛吃，而且我很會吃。
大學之前，我覺得我已經找到我人生的最終目的。那時候我不只想考上全台灣第一名的大學，我想要考全世界第一名的大學。
總之，我就是大家最討厭那個對面阿姨的女兒（笑）。我終於在高中畢業後，成為全台灣唯一一個考上普林斯頓大學的人。那時候我已經覺得我找到人生最終目的－－就是不斷去吃下一塊更大的餅干，總有一天我可以吃到最大、最飽滿的餅干，讓我吃了一輩子都不會餓，我把它稱為「終極餅干」。
第二個故事。
大一暑假去了非洲的迦納，做了兩個月的小學老師。我的教室非常落後，地板是泥土，黑板是黑色油漆塗成的，衣服都是捐來的，所以不曾合適過。只有一半孩子在做筆記，不是他們不認真，而是只有一半的人有筆。
我進教室第一刻開始，有老師和學生警告我，有個學生叫作瑪莉，從沒跟一個老師賞過臉。如果硬要管他，他可能會揍你。但18歲的我很固執，一進教室前，我一定要跟他說:「Hello! Mary. How are you?」，一直講到第五個禮拜，他終於開口跟我說:「I am not good. 」但我不管問什麼問題，他就是不理我。過了第六個禮拜後，他又抬起頭說:「我不好，我媽媽打我。」從此，就沒有再講過第二句話。
後來我任期結束很快就到了，走到了教室想跟我的孩子說再見。說完後我往校門口走出去，有台巴士等著載我去機場。走到一半，我背後有個腳步聲，發現瑪莉在後面追過來，我以為她要揍我，但我停了下來。
那一天是下雨，所以地上都是泥濘，我的腳上當然都是泥土。瑪莉蹲下來，把我腳上的泥土一次一次的撥掉。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瑪莉。我看過她轉身跑回去的身影，第一次驚訝地意識到的，竟然是我不經意、不起眼的「你好嗎」這三個字。我問自己，如果我今天可以為瑪莉留下來，是否她的故事，以及我的故事，會有所不一樣嗎?
第三個故事我來到海地。
兩三年前，海地經歷大地震。我到海地時離大地震已過了一年。他們窮到總統府還沒辦法修，許多人無法埋葬，窮到許多人住在難民營。我看他們經歷過的一切，覺得自己很渺小。除了上課時間，大部份時間我很少講話。我是到帳蓬裡聽我的學生們講故事，陪他們一起哭、陪他們一起笑。回到美國後，我的一位學生想辦法用網路跟我聯絡。他跟我說，「老師，我從沒停止講你的故事。」我說：「孩子，我沒什麼故事，我哪來的故事。」
她說，只有你這位老師來，用你的聆聽告訴我們，「我們的生命就算沒辦法改變，都有它們的既有價值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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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這三個故事，其實在某種程度上，描述我這個餅干怪，在追求所謂的終極餅干的旅程，不能理解的是，似乎我擁有了一切，我的心卻去渴望更大的餅干。但當我的心因瑪莉而糾結的時候，我的心裡面有一種莫名的飽足感。
當我在思索這個問題的徵結點時，我讀到德雷莎修女的禱告詞：「神啊！求祢將我的心完全的破碎。」我讀到過還是完全無法理解。因為很多人的禱告都是求神幫助我們找到好工作、好老公...等。為什麼會有一個奇怪的人（德雷莎修女），要做這樣背道而馳的禱告呢?
後來我讀完她的禱告，「神啊，求祢將我的心完全的破碎，好讓我的心中能有整個世界。」讀過這裡我才知道，從小到大所秉持的餅干是錯的。所以我們不斷地竭盡其能去吃更多餅干，好讓我們比別人更快樂。
雖然我曾經是追求餅干比賽最強的佼佼者之一。但我發現狼吞虎燕後，已經感受不到身旁的溫度。我的世界在我的眼前、我的手上，但是在我的心中，它只是愈來愈冷、愈來愈空。
但是，當我的心因為瑪莉這個孩子開始破碎後，我開始恢復知覺。我才知道，原來真正的養份，來自每一份破碎之中，所帶出來共享生命、多少的堅韌和愛，這些養份才開始真正地填滿我的心。
原來，最令人飽足的餅干，是破碎的餅干。
「最快樂的自己，是最柔軟的自己。」生命的破碎，是為了祝福別人，更祝福自己。而當我們心能破碎時，世界就不在我們之外，會開始湧到我們心中。我們吃到世界這塊餅干，我跟你說，可能再也沒比這塊餅干更大更令人飽足的了，那才是所謂的終極餅干。
我覺得一個人做什麼事情可能會被忘記。但一個人「為什麼做事情」是不會被忘記的。
在台北很難想像有很多孩子，必須面臨海地、迦納那樣的困境。我們的孩子每九個就有一個是弱勢兒童。這不是政府的問題，這是人權問題。這問題的重重環節之中，教育尤其出了問題。但教育的問題裡，我們以為孩子需要的是新的書包、新的筆記本。但，真正最大的斷層，來自於和他們建立關係和陪伴他們人的孩子。
「天下雜誌」在去年報導偏鄉教師荒做了一系列報導「誰在教你的孩子?」令人困惑的點，每一年台灣有多少年輕人想擠破頭想當老師，但為什麼我們會找不到人去偏鄉做這麼重要的工作呢?
有一個很重要的徵結點是，我們這個世代，在追求餅干的遊戲中迷失了自己。做老師或是做任何工作，很多時候被狹窄化，成為下一塊餅干。去偏鄉做這一塊的餅干，可能會面臨心碎，讓餅干非常難吃。
如果在偏鄉教書，給我們的不是一塊餅干，而是一個世界呢？如果我們未來的領導人，在年輕時不去問自己要吃下一塊什麼樣的餅干，而是去看看現在所擁有的餅干，隨機得來的餅干，如何能將他們破碎，站在社會最需要自己的地方。這樣的領袖，是否能帶出翻轉呢？
我們相信，最大的革命，來自我們心中的餅干革命。面對社會，不止是教育問題，而是一個好老師的心，用我們的行動去在乎它。最飽足的餅干，是破碎的餅干，同樣的，我相信最強大的世代，是願意破碎的世代。
我們相信有一天，在我們台灣人世代的心裡，我們可以擁有比世界更大的餅干。
（本文轉載自 TEDXTaipei 粉絲專頁facebook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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